中国的《反垄断法》也体现了这一特性。

由于存在着策略性互动的问题，社会和国家没有办法对每一个行为的功利大小进行准确的判断，更没有办法把所有行为的功利进行加总和比较，因为在这个并非只有一个人存在的世界当中，某一行为所能产生的功利不只对个人自身有影响，也对其他人有影响。通过把权利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直接的功利最大化之上，规则功利主义可以在建立权利的同时包含尊重这种权利的道德义务。

所以，奴隶制得不到奴隶的支持，其本身就不够稳定，它最终也就不能够产生出最大的社会功利，规则功利主义理论本身不会允许这种社会制度的存在。第四，要使理想的道德规范变成我们现实中所遵守的道德规则，不仅要求以利益的吸引力来培养人们遵守这些规范的积极动机，而且还要求以惩罚的威慑力来防止人们违背这些规范的消极动机。其把实践或规范当作是先于特殊行为而存在的一般规则体系，实践或规范的基础是功利最大化，而且实践或规范构成了法律和社会制度，特殊行为不能直接以功利最大化而只能以实践或规范为基础来进行。所以，在关注功利最大化的同时，它也不会忽略权利的重要性。黑尔对此问题的回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定能够掌握充分的信息，所以，在直觉的层面上，我们应该遵守权利的限制来达到最优的结果。

所以，对于如何达到功利的最大化的问题，社会无法做出统一和一致的判断。  三、规则功利主义对权利的证明 规则功利主义认为，正确的行为是被道德规范所允许的行为，这种道德规范对主体所属的社会来说是最优的。  三、法律合同的文化优势 顾祝轩在中国实务界有句俗话叫打了官司输了关系，意思是指当人们遭遇商务纠纷时，不会动辄依据合同法去打官司。

之后，根据最新的司法判例，总部不需要再分配利益。我们知道，1995年德国联邦法院在屋顶案（Dachstuhlfall） [ 4]中，扩大适用了第三人保护合同的范围。合同与以上三种不同维度均发生关联，无论是源自哪一个维度的诉求，合同都必须做出适当的回应。在系统之间松散耦合的情况下，继受其他法律的法律相对而言受到较为轻微的影响，原因在于它与其他系统的结构耦合如此松散，以至于没有产生特别的作用。

举例而言，今天，民法如何规范市场的竞争秩序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另一方面，专家鉴定—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与另一项制度发生联系—因与科学制度关系相近而需承担某种义务。

一种是借助经济合理性，就是用法经济学来取代法律内部的合理性。  二、私法必须阻止经济理性破坏职业标准 顾祝轩在中国，作为一种法律版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法经济学正在获得话语权。即便如此，像经济、科学、媒体等这样的社会子系统能否具备宪法化的能力即各自演化出所谓部门宪法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对于某种行为始终负有义务，即使我有理由认为这完全是不正确的。

在屋顶案中，鉴定关系既有委托人与专家之间形成的双务合同关系，也有不动产买卖市场这样的经济关系，甚至有关于鉴定中立性这样的社会关系。我想追问的是，首先，根据社会系统理论，在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传统公／私领域划分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又或者有无其他的替代装置？其次，现代社会去中心化即强调系统整合对私法意味着什么？民法典还能保持私法的纯洁性吗？与之相关联，今天，法律人如何理解私法的公共性或公共功能？ 托依布纳关于私法与公法的关系，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应当进行公与私的划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在法律与经济系统的关系中，人们谈论生产体制（Produktionsregimes）。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消解在社会学之中，而是法律保持自身独立性，接受社会的影响并在法律层面实施重构。

但是，正如沃森所设想的那样，不存在直接移植，而是仅仅存在一种间接路径，通过接受外来法律的刺激并将其在自己的法律中独自重构。但须予以仔细审视的是，在何种范围内合同彼此之间相互影响。

这样一来，法律规则发生了变形并相应地根据不同的情况和领域进行了重构。在此，私法提供了一个框架，即企业内部谈判程序在劳资双方进行。

顾祝轩与您足足两个半小时的交谈，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果真是作为诸系统间冲突法的一般条款（如BGB第242条）所必须担负的重要使命吗？ 托依布纳原则上，我可以在此一同讨论民法一般条款。这个过程以合同的三种不同维度即互动维度、制度维度以及社会的功能系统维度展开，这一点我在前面已提及。换言之，合同必须将源自以上各个维度的诸要求（即契约的非合意要素）植入合同内部，并调整这些相互抵触的内容。另一种对策是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中发展过来的所谓商议模型。在规制相邻关系的相邻法中，相邻法不仅由双方的私人利益构成，同时还加入了公法上的内容即环境法内容。

尽管第三人不是缔约方，却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而被拉进了先合同责任领域。前一种情形仅仅涉及双务合同，每一个双务合同根据自己的归宿被衡量。

与政治领域的社会分化平行进行，经济、科学、教育、医疗、媒体领域分别演化出不同的规制各自领域的法律。在另一方面，还提出了如下问题：中国的生产体制是怎样对被移植过来的规范产生效果以及被移植的规范又是如何反过来改变生产体制的。

与此相对应，基于网络目的形成了总部必须将利益再分配给特许经营加盟者的义务。但是，当私法成为自省法（Reflexives Recht）时，不是根据如果A，那么B模式或者命令和控制予以构造。

众所周知，传统民法关于第三人保护合同的成立条件是在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必须存在特别的相近关系（Nahebeziehung）。惟有在网络目的中，实质上相互对立的目的取向才能被制度化。这取决于合同存在于何种语境中，它并不仅仅从合同双方相互订立的契约中，或者从彼此合作的情景中获得信息，而是同时从合同所嵌入的制度—市场或者组织或其他的制度—中获得。您曾经从制度（Institution）理论出发对第三人的契约内部化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剖析。

与之相对，在公的维度上，认识私人规范的整体社会功能并相应地通过法律对其进行规制。我再将这个问题表述得更具体一些。

根据您的网络契约理论，屋顶案中的第三人保护合同能否被理解为一种契约网络？ 托依布纳在屋顶案中，问题是第三人保护合同是否呈现出网络的特征。依靠法律感觉或法官的独断？可能的其他选择是，如同在其他法律领域所做的那样，将一般条款教义化。

特许经营加盟者因此可以销售眼镜。在公司法中，只能依照公司目的。

一个国家如此将外国的法律规范移植进入自己的法律文化中，而其自身又具有超强特性的法律传统，移植会产生何种效果呢？一种观点由莱格兰德（Legrand）所代表，他认为移植外国法不能发挥作用。因此，特许经营合同既有契约因素也有团体因素。  注释: [1]Teubner, Netzwerk als Vertragsverbund （Baden-Baden: Nomos, 2004）. [2]Canaris, Handelsrecht, 24. Aufl.，Beck, 2006. [3]这里所说的框架合同（Rahmenvertrag）是指总部作为加盟店的受托人为加盟店的利益对外以自己的名义而缔结的基本合同，在法律构成上类似于间接代理。在西方，也有学者曾提出契约法被边缘化。

作为对合同的一种替代，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相互协调一致的行动，它并不是建立在合同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其他个体行为的预期判断上。在这一过程中，合同会被缔结，来自社会系统的全部评价将进入合同内部。

这意味着不仅被移植的规范完全被改变，而且移植过来的法律通过继受同样被改变。在竞争法领域，一个个体可以对另一个个体主张权利。

在我的概念中，不应由制度化的政治来定义其他社会领域中的公共功能，公共功能应通过在社会领域内部—完全在与政治行为相互辩论中的—自我争论沟通并必须在那里被予以定义。一种观点坚持在传统第三人保护合同的框架内，强调委托人与专家之间的合同关系，依据契约的默示合意推导出专家对鉴定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责任标准。

(责任编辑：阎韦伶)